天津市将持续巩固“轨道上的京津冀”建设成效，全力攻坚京滨城际北辰至滨海新区段建设，实现北京与滨海新区的快速联通，进一步完善京津冀“一小时交通圈”。推动津潍高铁早日建成通车，进一步强化京津冀与山东半岛城市群的交通联系。提速公路重点工程建设，加快兴港高速、京津塘高速改扩建工程建设，提升港口集疏运效率，优化港城交通格局。有序推进G95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实施，稳步推进滨唐高速前期工作。

运输服务方面，京津冀三地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优化定制快巴线路布局与班次密度，推动河北天津公交线路进京运营，深化通州与北三县公交协同发展。物流方面，将常态化开行天津港至北京平谷海铁联运班列，持续推动房山等开行中欧(亚)班列，大力发展多式联运，打造“外集内配”的高效物流格局。

协同治理方面，三地将深化政策标准、审批服务、执法和数据资源共享等领域的协同。拓展“北京+雄安”同城化服务，探索将交通运输部垂管系统办理事项纳入京津冀“同事同标”范围。强化跨省黑车打击、货车治超等重点领域联合整治，完善危险货物运输全链条监管，推动数据要素在应急、执法、出行服务等场景的深度应用。持续拓展道路运输领域电子证照共享互认和高频服务事项“跨省通办”范围，优化数据共享机制，进一步提升群众办事体验。

6月8日，中外嘉宾走进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工坊建设·体验馆。这里展示着中国在24个国家建起的26个职业教育工坊。科摩罗人权代表优素福·伊斯梅尔·姆马迪站参访后表示，希望把鲁班工坊的经验带回去，让更多年轻人有活干、能养家。从天津到非洲，鲁班工坊教的是一门手艺，给的是一份养家的底气。(汤润青 霍钟灵）

历经数十年奋斗，中国实现约8亿人口摆脱贫困，创下人类减贫史上的伟大奇迹。重庆作为内陆地区，呈现加速发展的良好态势。在那里，我了解到中国脱贫攻坚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在深圳，科技创新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融入民众日常生活。从人工智能、数字商贸、城市交通，到清洁能源、新能源汽车，中国早已不只是“世界工厂”，更日渐成长为全球重要的创新中心。

中国推进现代化建设经验为巴西及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重要借鉴。中国的发展历程充分证明，长远规划是国家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石。坚持科学规划引领、加强自主创新，才能筑牢经济发展根基，持续提升发展韧性与风险抵御能力。2025年，巴西成为中国最大的海外投资目的地。巴中经贸投资合作持续深化，助力巴西提升科技研发、数字化转型、智能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发展能力，为巴西推进再工业化进程注入强劲动力。

当今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地缘政治博弈加剧，逆全球化思潮泛起，多重风险挑战交织叠加。在此背景下，坚守多边主义、坚持对话协商、深化国际合作的时代价值愈发凸显。巴中两国及全球南方国家，在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动全球经济合作方面拥有广泛共识，始终坚定主张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通过和平方式化解国际争端，不断完善多边合作机制，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完善。巴西和中国深化团结合作，有助于拓宽国际对话渠道、摒弃阵营对抗思维，为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注入正能量，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会上，麦尔丹·木盖提介绍，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作出的重大决策。自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将继续保持东部8个省(直辖市)与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在此基础上，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的县(市、区)与西部协作地区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建立结对帮扶关系，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

一是产业合作水平不断提高。协作双方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延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近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二是劳务协作方式更加多元。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在保持脱贫地区劳动力外出务工就业规模总体稳定的同时，更加注重拓宽就业渠道，提升就业质量，提高就业服务的水平。强化技能培训，推动用工企业与各类职业技术院校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组织开展订单式培训，推动产教融合、定向就业。打造特色劳务品牌，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

三是消费帮扶方式转型升级。东部地区不断加大采购西部地区特色农产品力度，引导西部地区强化品牌引领，畅通流通环节，拓展销售渠道。协作双方更加注重通过市场化方式开展消费帮扶，共同培育消费帮扶品牌，携手建立农产品直采直供基地，建设产地仓、销地仓等基础设施，强化线上线下销售，持续扩大农产品销售规模。过渡期东部协作省份采购、帮助销售西部地区农产品近5700亿元。

四是干部人才帮扶扎实推进。协作双方坚持互派干部人才，把理念、技术、经验等引入西部地区。过渡期东西部协作省份共互派干部1.6万名，双方干部责任共担、观念互通、思路互动、作风互鉴，共同凝聚起协作帮扶的强大合力。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技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湖北省政府咨询委员、长江高端智库联盟秘书长秦尊文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表示，新通道通过新建船闸、枢纽扩能，构建多闸协同的通航体系，将大幅提升枢纽通行能力，有效缓解现有船闸长期饱和运行的压力。同时，新通道补齐航运短板，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多式联运体系，推动成渝、长江中游、长三角三大城市群深度联动，加速长江经济带一体化发展进程。

三峡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阚如良认为，长江是连接内陆与沿海、对接“一带一路”的重要纽带，三峡—葛洲坝枢纽的通行能力，直接关系中西部出海效率与长江全域对外开放水平。新通道如同长江上中游物流网络的“闸阀”，既能深度联动长江经济带与“一带一路”建设，又能持续强化资本、信息、技术等要素汇聚与流转，助力构建全域协同、内外互通的开放发展新格局。

据介绍，沈阳市将持续聚焦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汽车核心赛道，深耕汽车产业智能化转型布局，持续优化产业扶持政策、完善产业配套体系、提升政务服务质效，全力支持驭新智行等重点企业扩产增效、技术创新、市场拓展。同时，持续招引汽车智能化核心零部件、车载芯片、智能算法等优质项目落地，不断壮大新质生产力产业矩阵，推动沈阳从传统汽车工业重镇向现代化智能汽车产业高地加速迈进。(完)

2023年，珠江口中华白海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联合中山大学等多家单位成立了中华白海豚救助站，至今已处理30多起鲸豚类搁浅事件。每一次救助，都不是简单“把它推回海里”，而是要综合判断海况、体况以及是否具备放归条件。对于搁浅死亡的个体，我们尽可能完整地采集样品并进行分析。这些样品不是冰冷的标本，而是一份份来自海洋生命的“病历”，帮助我们理解它们为何受伤、为何死亡，也帮助我们为未来保护寻找答案。

每年冬季，斑海豹都会造访渤海湾，在此繁衍生息。在漫漫洄游路线上，长岛是斑海豹最为稳定且适于人类近距离观测的栖息地之一，这里的礁石为它们提供了理想的休憩平台。记得初次抵岛那天，下午刚安顿好，我们就直奔九丈崖放飞无人机。果然，海豹礁上，21头斑海豹紧紧挤作一团。但要真正摸清种群数量，个体识别是绕不开的前提。

此时，人脸识别技术给了我们新的灵感。我们重点拍摄海豹脸部及其周边，逐一比对那些斑点。果然，每头斑海豹都拥有独一无二的斑点图案，尤其是在面部和前肢，个体间差异非常显著。没有任何两头海豹的斑点完全一致，这些斑点宛如人类的指纹或二维码，具有唯一性；而同一头海豹的斑点几乎终生不变，具有相对稳定性。当然，身体上独特的疤痕与体色，仍是我们首选的身份标识。就这样，个体识别的难题迎刃而解。

中华凤头燕鸥，被称作“神话之鸟”。它一度被认为已经灭绝，直到2000年6月在福建马祖列岛才被重新发现。2003年起，浙江自然博物院陈水华博士带领团队，在浙江数千个海岛间苦苦搜寻，终于在2004年于象山韭山列岛找到了它的踪迹。2010年，该物种全球观测记录到的种群数量不足50只，被列为极危物种；2021年升级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多年的研究成果也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中华凤头燕鸥的野外生存，承受着自然与人为的双重挤压。它们与大凤头燕鸥在无人海岛混群繁殖，本就如履薄冰。岛上的鼠蛇伺机而动，干扰产卵与集群；游隼的捕食和惊扰容易造成鸟卵滚落，大幅降低繁殖成功率，甚至迫使整个繁殖群弃岛而去。与此同时，登礁采贝、渔业作业、海钓休闲等行为同样构成威胁。而人为偷捡鸟蛋，更是灭顶之灾。鸟蛋被盗后，即便中华凤头燕鸥会再次产卵，但延后的繁殖期将遭遇台风高发季，繁殖极易失败，种群繁衍难以为继。

我第一次走进红树林，是在厦门的泥滩上。那时，我刚进入厦门大学攻读研究生学位，还没确定毕业论文题目。有一天，我跟着两位老师开展野外调查，潮水刚退去，泥滩上布满了小螃蟹。我弯腰在挖螃蟹洞，一位老师笑着说：“你抓螃蟹这么快，不如来研究红树林底栖动物吧。”一句玩笑话，却成了我人生的重要转折。从那时起，我开始踏入红树林的世界，生活也被潮间带的绿色深深牵动。

2010年，我加入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开始参与国家层面的红树林保护与修复的支撑工作。我参与了《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的2013年补充版：湿地》的编制，逐渐理解了红树林、海草床和盐沼在固碳与应对气候变化中的独特价值。尤其是“十三五”以来，国家对红树林生态修复的投入不断加大，蓝碳战略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作为科研人员，我们肩上的责任更重了，使命也更清晰——为国家红树林生态保护修复和应对气候变化提供坚实的科技支撑。

这些年，我们团队牵头或参与编制了多部涉及红树林的国家规划，为红树林保护修复顶层设计提供技术支撑；还牵头编制红树林生态修复，生态修复监测评估，植被恢复等国家、行业标准和技术文件，让修复项目有章可循。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积极探索红树林碳汇价值实现，牵头完成了我国首个蓝碳交易项目——“湛江红树林造林项目”，牵头编制了《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方法学 红树林营造(CCER-14-002-V01)》并实现了首个红树林项目成功登记，助力海洋碳汇纳入国家碳交易体系。

蓝碳交易的路并不平坦。2019年，我们联合湛江红树林国家级保护区及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推进项目时，大家对海洋碳汇核算几乎一无所知。国际虽有先例，但国内缺少可参考经验，我们多次卡在关键环节，几度想放弃。2021年，“湛江红树林造林项目”终于成功注册并完成首笔交易，成为我国首个蓝碳碳汇项目。那一刻，所有的汗水与坚持都化作欣慰与骄傲。

20余年来，我与红树林一路同行——从科研探索到生态修复，从泥滩上的风吹日晒到实验室里的反复求证，从红树林生态的科学探索到蓝碳交易项目的落地实践，每一步都书写着我与红树林的约定。这一路，下泥滩、挨蚊虫咬、烈日暴晒、出差加班都是常态。但我们知道，红树林生态保护修复需要我们迎难而上。保护与科研的路上，只要一步一个脚印，这片潮间带的绿色会越来越宽广。